普利策新聞攝影獎中的戰火
加沙休戰在即 。
中東地區的歷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是由暴力、流血和死亡串聯起來的。
一個事件引發另一個，然後又牽動另一個，沒有盡頭，幾十年來一直如此。國際政治力量、宗教文化差異以及復仇的需要在激化情緒、分化派系，形成了一種無處不在的動盪氛圍，一次又一次地讓這片區域的城市街道爆發戰亂。
2023年11月22日，哈馬斯媒體辦公室發表聲明稱，自本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加沙地帶已有14532人死亡，其中包括6000多名兒童，4000餘名婦女，醫務人員205人，民防人員25人，還有記者64名……
隨着技術的發展，出生入死的記者從前線傳回文字和圖片越來越詳盡。
從少到多，從黑白到彩色，從模糊到清晰，從靜態到視頻，我們得以在眼前真正的看見殘酷，被震動，被驚醒，我們看見歷史正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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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12日，以色列空襲巴勒斯坦加沙。
《見證歷史：普利策新聞攝影獎1942-2015》收錄普利策攝影獎從設立以來到2015年的獲獎作品，其中因直接報道戰爭而獲獎作品佔有重要比重。
1944年，太平洋戰爭期間，弗蘭克·菲蘭從軍隊借來攝影器材，記錄下了異常殘酷的戰爭。美國海軍陸戰隊最終拿下了塔拉瓦的碉堡，他們用噴火器掃蕩，從通風口和射擊口投入手榴彈。他的照片展示了戰鬥的最後場景—燒焦的屍體、焚燬的木頭以及被爆破部隊摧毀變形的金屬碎片。
1945 年美國國旗插上硫磺島是二戰最著名的照片，鼓舞了海軍陸戰隊的軍心。
1951 大同江斷橋上的這些逃難者記錄了朝鮮戰爭中趕在敵軍到來前逃離 者 的絕望 。
1963 年，委內瑞拉的內部的革命鬥爭引發的叛亂中，一位神父在槍林彈雨中爲一位奄奄一息的士兵做最後的禮拜儀式。
1965 年，獲獎作品來自越戰。
1966 年，越戰。 澤田教一是“不怕死的攝影師”，而 1970 年，他那血跡斑斑的記者證被發現， 24 名記者在柬埔寨的戰爭中被殺害或失蹤記者中，包含他在內。
1968年還是越戰。戰爭“暫停”，士兵躺在雨中休息，遠處的戰友還在警戒着。
1969 年西貢的槍聲被人們看見，“槍聲沒有被全世界聽到，但被全世界看到了”。 但它不是越戰最後的記憶。
1972年，越戰！戴夫·肯納利的普利策獲獎照片也不是最後一次獲獎的越戰照片，但在它捕捉到的畫面中，已經顯示出了這是一場人人都渴望逃離的年逾十年之久的戰爭，是一場給這片土地、人民和國家都留下了可怕疤痕的戰爭，是一場每個人都知道必須儘快結束的戰爭。
1973 年，黃功吾的著名照片 成爲一個典型的影像圖標， 是 戰爭慘象的標誌。
1974 年，在戰俘營 待了 5 年的飛行員回家，但戰爭依然持續了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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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獲獎作品的題材來自利比里亞政變中的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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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獲獎作品來自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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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街道上有個地方有一堆看起來像垃圾的東西，但我走近後，發現那竟是一堆死屍。然後我從一間房子的窗戶往裡面看，看見這家人在吃晚飯時被槍殺了。我再沿着大街走，看到一匹馬的屍體，它的喉部都裂開了。”
某一天比爾·福利再次到達在巴勒斯坦的薩布拉難民營的人，發現大門無人看守“平時難民營裡很嘈雜，孩子們跑來跑去，驢在街上走，到處都是人。但那天早晨，一切都靜悄悄的。
他 從倖存者那裡得知，以色列僱用來管理巴勒斯坦難民營的民兵因巴希爾 ·傑馬耶勒遇刺一事，拿營地人民泄憤，屠殺了將近八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 福利的照片，作爲薩布拉營大屠殺的沉默證詞，在國際上引起劇烈反響。
1984 年，又是來自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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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格羅斯菲爾德在的黎波里和貝魯特兩地的戰火中拍攝照片。然而，他經常把相機從戰鬥本身轉移開去，聚焦在黎巴嫩的兒童身上—那些孩子還對生命一無所知就被戰火圍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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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現到處都有孩子在玩兒童遊戲，就像他們的父母在玩大人的戰爭遊戲一樣。有孩子在玩呼啦圈，但也有孩子由於炮彈落在學校附近而處在恐慌中。有孩子在乘坐摩天輪，背景中卻是正在駛進港口的軍艦。有一次，格羅斯菲爾德看到一羣孩子拿着幾乎和他們一樣大的槍，正接受任務保護年紀更小的孩子。
1985年，安哥拉和薩爾瓦多的叛亂佔據了各大報紙的主要版面。
1991 ， 1994 ， 1995 ， 1998 年獲得普利策攝影獎展示的依舊是革命、衝突、叛亂中的殘酷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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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4 年， 2005 年， 在伊拉克進行攝影報道是非常危險的，有時甚至是致命的。 戰爭方式從原來的大戰場遭遇戰，轉變爲小範圍叛亂、以汽車炸彈爲主的城市戰、高速公路突襲、綁架以及逐戶搜查城市居民等方式。 攝影記者遭遇綁架，有時被謀殺 。
勇敢的攝影記者 捕捉到了戰爭的殘酷本質 ， 也聚焦在陷於戰火的平民身上，以及戰爭對參戰士兵本身帶來的影響。
談到普利策獎時，獲獎者大衛·利森說：“普利策獎有一種偉大的作用，它給予了這些照片額外的生命，讓我們的後代能看到這些。而照片也會繼續訴說真相，關於戰爭的代價和自由的價值。”
2013 敘利亞內戰主題獲獎。 敘利亞內戰開始於 2011 年年初，最初以街頭和平示威的方式進行，意在推翻敘利亞中央政府幾十年來的鐵腕統治。 一些觀察員將其看作 “阿拉伯之春”的延伸，但到了 2012 年春天，衝突已經造成一系列惡劣的死亡和毀滅事件。 據聯合國統計，死亡人數達六萬，其中一半是平民。
戰地攝影師在拍攝時會面臨子彈和炸藥的威脅。然而，在敘利亞出現了高度危險的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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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照片危險重重！
照片如果通過衛星電話從戰場直接發送，就有可能被衛星監控監測到。不管任何一方發現傳輸信號，攝影師的位置就會被精確地定位到，可能會引來炮兵和迫擊炮的襲擊。
儘管如此，照片最終還是面世了：在馬努·布拉博一張令人心悸的照片中，一場巷戰過後，一位悲慟欲絕的父親抱着慘遭殺害的兒子；納西索·孔特雷拉斯的一張照片展示了轟炸後滿目瘡痍的街道場景；孔特雷拉斯拍攝的另一張照片中，一名鬥志昂揚的反對派舉着慶祝的手勢，幾乎隱沒在戰爭的紛揚塵土中。攝影師羅德里戈·阿布德、哈利勒·哈姆拉、穆罕默德·穆赫森也爲二十幅的照片合集貢獻了同樣引人注目的照片，這組照片獲得普利策突發新聞攝影獎。
2013 年的普利策 專題攝影獎作品也同樣拍攝於阿勒頗戰場，這是普利策獎歷史上第一次把兩大攝影獎頒給記錄同一個事件的攝影作品。
2023年，俄烏衝突主題不出所料獲獎。
從設立以來到如今，普利策攝影獎獲獎作品的主題除了直接報導戰亂，更有大量因戰亂導致的連鎖事件，比如2000年科索和2016年敘利亞的難民們，那些難以忘卻的圖像將永遠刺痛每個人的心。
新聞攝影曾經真切地改變了我們認識和感知世界的方式，甚至改變了世界本身。這些真實的攝影者，常常在心理和生理上付出極高的代價。獲得獎項，不是對殘忍戰爭的消費，而是對真實的記錄。獲得獎項，也是這些出生入死的記者應有的鼓勵和讚揚。感謝這些攝影爲人類的留下不可被篡改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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